新世代漁業管理的挑戰 by Professor Ray Hilborn

Building on Fisheries Management Successes: the challenge to sustaining isheries in coming decades

美國華盛頓大學水產漁業科學院的Ray Hilborn教授應邀於第七屆世界漁業大會發表壓軸專題演講，主題為新世代永續漁業管理的挑戰，主要內容在於回顧其研究團隊近年的研究發現，並展望未來的可能方向。

演講一開始，他先感謝其研究團隊成員的貢獻，以及研究經費贊助單位(其研究有近半數來自基金會，四分之一來自政府，13%來自企業、9%來自地方社區，及3%來自NGO。之後進入正題。

一切問題的起源或許可以回溯到2006年由UBC Dr. WORM所發表[1]，2048年無海鮮可吃的研究。該研究認為海洋中將近三分之一的商業性資源已經瀕危，如果不採取行動，按此趨勢，2048年將無以為繼。當時普遍的想法認為，漁業管理已經徹底失敗，對環境造成很大的衝擊，全球漁業資源持續下降，而保護資源最好的方法就是禁捕區。

事實真的如此？Hilborn與Worm組成團隊，就已知的北美、南美、歐洲以及紐澳等大洋洲國家的漁業狀況(http://ramlegacy.org/)，並於2009年發表其成果[2]，認為並沒有實際看到全球資源下降的狀況。他們特別整合了一個資源評估資料庫，整體來說，如紐西蘭、美國西海岸等，經由嚴格的管理，資源有回升的狀況，加拿大西岸、阿拉斯加、南非的資源緩慢下降，但也都還在MSY之上。美東、美東南、挪威、歐盟則是明顯回升。俄羅斯、日本，有回升，仍低於ＢＭＳＹ，當中，歐盟管理物種情況不一，雖然多數屬於樂觀的狀況，也有部分物種相當危急。相較於此，亞洲國家評估的物種很少，大概只有鮪、旗魚類等經由區域性漁業組織評估的物種，地中海與非洲西海岸則是資源情況比較糟糕。

到底投入控制好或者產出控制好？

因此，究竟整體漁業管理的成效如何？先從鮪類評估的成果來看，最新研究[3]彙整BMSY以及FMSY，探討投入控制與產出控制，基本上，針對這些管理較嚴謹的物種，資源狀況較好。

對於其他大多數的物種，狀況又是如何[4]？PNAS發表文章認為，整體來說，其實2000年之後，商業物種的生物量相對穩定，並沒有大幅下降的狀況，所以，代表可能在各物種之間的資源狀況互有消長。

該團隊進而利用問卷，發給各國政府部門，希望了解各國漁業管理於四個面向的狀況，包括

一、研究：是否有卸魚、體長年齡資料，資源量調查、資源評估。

二、管理：漁業管理計畫與目標、限制漁獲壓力的措施、調整管理及漁撈壓力的能量。

三、執法：港口監控及海上觀察員、罰則與執法、敏感棲地保育、混獲及丟棄之管制。

四、社會經濟面考量：投入(執照及作業努力量)管控、透明度、社區參與、能力強化之補貼。[5]

在針對二十餘個國家回收的191份問卷中，美國、冰島、挪威、俄羅斯、紐西蘭以及加拿大是研究以及管理做得比較好，資源狀況也較好的國家，南韓、日本、祕魯居中，而中國、巴西、泰國等殿後(該研究並無台灣)。

如果從系群角度去看，MSY大於一萬公噸的近六百的系群的漁獲死亡率相對比較低，而MSY低於三千公噸的二千多種系群，相對整體死亡率比較高。亦及大型系群因為總量高、受關注高，所以管理也多，特別是已開發國家，相對小型系群的管理就普遍薄弱。對於已開發國家採用的top down方式，對於其他國家也未必適用。

因此，HILBORN團隊認為Co-management 可能是開發中國家、小型漁業的救星[6]，而對於全球來說，最大的挑戰就是公海漁業的管理，特別是那些開發中國家(less wealthy countries)的大型漁企業(large industrial fisheries)，例如中國、泰國、馬來西亞等部分調查顯示資源明顯下降狀況。

最後一項重要議題是熱帶混合系群的管理

漁獲效率、努力量與漁獲量之間的關係是很微妙的。許多案例顯示，單從產量去看，其實沒有太多變化，但其中捕撈物種的改變卻在發中當中。因此，當政府部門減少努力量，或許能夠增加資源量，但未必會影響漁獲量，或者說，能真正增加漁獲量，或許會遭致外界質疑。特別是針對混合型物種，複雜的情況下更難澄清管理的成效。

MPA未必是最有效的措施，沒有管理監控的保護區，不如妥善的漁業管理方案。所以，我們必須思考新的管理模式，特別需要能夠將船隊的社會經濟目標納入考慮，必須思考如何結合產業(船隊)、公部門與大眾利益去產生新管理方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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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Worm, B., Barbier, E. B., Beaumont, N., Duffy, J. E., Folke, C., Halpern, B. S., ... & Sala, E. (2006). Impacts of biodiversity loss on ocean ecosystem services. science, 314(5800), 787-790.

[2] Worm, B., Hilborn, R., Baum, J. K., Branch, T. A., Collie, J. S., Costello, C., ... & Jensen, O. P. (2009). Rebuilding global fisheries. science, 325(5940), 578-585

[3] Pons, M., Branch, T. A., Melnychuk, M. C., Jensen, O. P., Brodziak, J., Fromentin, J. M., ... & Parma, A. M. (2016). Effects of biological,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factors on tuna and billfish stock status. Fish and Fisheries. http://onlinelibrary.wiley.com/doi/10.1111/faf.12163/full

[4] Costello, C., Ovando, D., Clavelle, T., Strauss, C. K., Hilborn, R., Melnychuk, M. C., ... & Rader, D. N. (2016). Global fishery prospects under contrasting management regimes. 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, 201520420. http://www.pnas.org/content/113/18/5125.abstract

[5] Gutiérrez, N. L., Hilborn, R., & Defeo, O. (2011). Leadership, social capital and incentives promote successful fisheries. Nature, 470(7334), 386-389. http://www.nature.com/nature/journal/v470/n7334/abs/nature09689.html

[6] Leadership, social capital and incentives promote successful fisheries. http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nature09689